日期:1957-7-0 作者:黄卓明
黄卓明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张友鸾的“是蜜蜂,不是苍蝇”一篇文章,也就是他在第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摘要。这篇文章是十分有害的,而且正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新闻阵地的阴谋立言。因而就这篇文章的本身说来,是“苍蝇”,不是“蜜蜂”,它散布了有毒的细菌。
张友鸾首先把新闻记者说成是“逢人低三等”,在他看来,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的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许多人对新闻工作者不信任,而更多的人都是对新闻工作者不尊重。”所以张友鸾就站出来讲话了:新闻工作者“应该得到信任和尊重。”张友鸾竟要为我们今天的记者争取“社会地位”。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是没有甚么抽象的个人的,不属于这一阶级,便必然属于另一阶级;新闻记者绝不例外。资产阶级报纸的性质是由它的社会地位——奴才地位所决定的,从而在资产阶级报纸工作的新闻记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和资产阶级报纸的社会地位一致的。拿旧社会的“报人”来说,大多数是反动统治者的奴才,他们忠实地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从事着奴役人民的欺骗性的宣传。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旧社会的“报人”中,没有出现反对反动统治、追求光明的;而这些人很多是因为“触犯”反动统治者而被迫害,被捕被杀,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的事例。同时,我们也总不会忘记:在新中国成立前,无产阶级报纸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是有着如何鲜明的对比。革命的报纸在解放区有着出版自由,而在“国统区”,例如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北京的解放三日刊,则是倍遭反动统治者的多方迫害。这些事实就明显地说明了报纸是阶级性极为强烈的政治工具,而记者本身就是阶级的战士。如所周知,在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新闻记者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党的宣传员,就是党联系群众的有力助手。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报纸的基本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报纸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我们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在这样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中,一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报纸总是看作自己的喉舌,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的。新闻记者受着党和人民的信任,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报纸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新闻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张友鸾所形容的我们今天的记者绝对不是真实的客观形象,他是歪曲和丑化了我们今天的记者的形象。我们不禁要问,张友鸾把我们今天的记者描绘成那样的自卑,动机又是怎样的呢?答复只能有一个:就是煽动记者的反党情绪。
尤其严重的是,张友鸾在作了这样的煽动之后,紧接着提出了口号:“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向谁“闯祸”呢,这自然是指的要向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闯祸”,因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其他的“闯祸”对象。既然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张友鸾为什么要以“闯祸”来作为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人民报纸,只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右派分子篡夺新闻阵地的阴谋,就是要把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办成为反对派的报纸,来和党报唱“对台戏”的。他们所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处处点火”;而“点火”和“闯祸”,在实质上是同义语。张友鸾用“闯祸”来作为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不仅是为右派分子篡夺新闻阵地的阴谋喝彩,而且是在煽动一些思想不健康的人走上歧途。我们不能不这样说:张友鸾的用心是恶毒的。他不遗余力地煽动着!记者要“争取社会地位”,要向党“闯祸”,挑拨新闻工作者和党内对立,挑拨报纸和党的对立。
就张文的全文看来,这是张友鸾在报纸工作上向党进攻的“头阵”。而在第二段里,他就正面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办报观点和方针。我们且来看一下,张友鸾的笔锋是怎样地急转直下的。他恶毒攻击我们今天的报纸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所有社论,都好像是‘社训’,”说甚么“只许读者接受、服从,不许读者啃气”。既然说是“发号施令”,是“社训”,那不是诬蔑我们今天的报纸是站在群众之上,又是甚么!我们今天的报纸是站在群众之中的,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张友鸾为甚么要如此的歪曲事实呢?意图很明显,他是在为他的所谓报纸要“做读者的良友”也者树立“论据”。张友鸾提出了一个荒谬主张,说甚么要把报纸区分为“严师”和“良友”两种类型。他说:“严师有一位也就行了,我们认‘人民日报’做老师吧,至于良友却是愈多愈好。而且应该注意到每一阶层的人们,都能有良友。”这明显地是在进一步煽动一些报纸和人民日报对立。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其他报纸代表人民群众,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他还举出解放前的“小实报”等报纸为例,来论证他的所谓“良友”的谬论。张友鸾完全歪曲了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报纸可以有党报,但认为党报并不适合社会需要,因而认为还必须办一些适合读者和社会需要的报纸。这样的推断是肯定的,因为张友鸾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的。这样,张友鸾就根本混淆了资产阶级报纸和社会主义报纸的原则区别,否定了报纸的阶级性。前已提到,我们今天的报纸,尽管在相互之间可以有着不同的特色,但基本方向,即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一致的,报纸和人民的关系,既是严师,也是良友。人民把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看成是党的喉舌,也是自己的喉舌,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宣传工具。张友鸾故意把报纸说成有两种关系,就是有意地降低党报的威信和作用。因此张友鸾在报纸工作上进攻党的领导,而所采取的阴险手法,是挑拨党和人民的对立,挑拨新闻工作者和党的对立。必须指出,这正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把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篡改成为反对派的报纸,来和党报唱“对台戏”的阴谋,作了煽动性的宣传,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篇文章获得了右派分子储安平的特别“赏识”,亲自处理在光明日报发表。
在张文里,还采取了一种手法,就是诬蔑我们报纸的宣传内容。他说:“今天的报纸,分量重得压坏人,读者一面喘着气,一面去死钻硬啃。”是的,我们的报纸是在尽力宣传马列主义,十分兴奋和满怀信心地报道着新中国的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但是,对于这些,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大人民,是绝对不会“喘着气”的。而且,广大人民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学习党的政策,为了学习工作经验,为了学习阶级斗争的知识,大家是自觉地愿意钻,愿意啃的。我们今天的报纸,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是有铁的事实作证的。依据1956年6月国家统计局所发表的公报,1955年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报纸共计285种,全年发行总份数比较1954年增加了14%。而1954年的全年发行总份数是17亿1485万份。这就是说,1955年的全年发行总份数是19亿5493万份。计算下来,平均每种报纸的日发行量近两万份。再据今年7月12日新华社报道,以1956年和解放前文化事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1936年比较,报纸印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还只是平均数字。张友鸾应该记得,解放前的旧报纸,除了个别报纸曾经在一个短时间里日发行数超过十万份以外,极少数报纸是几万份,绝大多数的报纸是几千份,甚至几百份。而我们今天的报纸,好几种全国性报纸的日发行数都是几十万份。这不就是铁的事实,说明广大人民是欢迎自己的报纸吗?这些事实就完全粉碎了张友鸾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报纸不受读者欢迎的谎言。我们不禁要问:张友鸾硬说读者“喘着气”,用心何在?而这样的谬论,就又正好是和右派分子储安平之流诬蔑解放后报纸一无是处如出一辙。
张友鸾这篇文章在诬蔑我们今天的报纸,进攻党的领导之后,紧接着,又以“报道新闻是主要任务”为掩护,放出一支毒箭。说我们的报纸“新闻的比重实在太少了”,说我们不懂得“抢新闻”。这种提法,本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问题。但在张文里,却不这么简单。他是以诬蔑我们今天的报纸“不是读者的良友”作为在报纸工作上进攻党的领导的主力,而以“争取记者的社会地位”打头阵,说我们不懂得“抢新闻”作后应,构成一个全面进攻的阵势的。
这个恶毒进攻的阴谋,总起来说,具体内容,不外以下两点:第一是反抗和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实际上是要把报纸变成资产阶级右派的宣传武器,他所采取的恶毒手法是挑拨人民和党的对立。第二是取消社会主义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他所采取的恶毒手法是挑拨新闻工作者和党的对立。所谓“新闻太少”,要“抢新闻”也者,在张文里也正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甚么是新闻,这是无产阶级办报原则和资产阶级办报原则的根本分歧之一。社会主义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宣传鼓动些甚么,组织广大人民做些甚么,是有着最广泛的报道范围的。但是,我们的报道工作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指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因而我们认为,新闻的“抢先”问题,是一个带政治性的问题,不是纯技术性的问题,该不该“抢先”,抢谁的先,要从六项政治标准出发来考虑。张友鸾在这问题上的主张,刚好和社会主义办报原则相违背。
综上所述,足见张友鸾的文章是十分有害的,而且是集资产阶级办报观点之大成的,他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报纸工作上进攻党的领导充当了“急先锋”。
在新闻工作中,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的感受是深刻的。我是光明日报的一个工作人员,面对光明日报一度被右派分子篡改政治方向这的事实,深刻地认识到: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就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武器,资产阶级就要利用这个武器。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是有着这样一段沉痛的教训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可以办得不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方向,毫无疑问,应当是和党报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从报纸的历史发展来看,也完全说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反映自己的基础,并积极地为建成和巩固自己的基础而服务。
这是不移之论。而张友鸾的文章就是要动摇社会主义报纸的根本,所以说,他的文章是“苍蝇”,而不是“蜜蜂”,或者说,是披着“蜜蜂”的外衣,实际上是像“苍蝇”一样恶毒地散布着含有毒素的细菌!
来源: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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